将遍布全国的、由苏轼书写的碑统统毁掉。

其实，那个苏轼既算不上旧党也算不上新党的，因为在新旧党之争中，苏轼只反对不对的东西，对对的东西还是大力支持的；概是因为苏轼文名太盛、影响太大，压住了蔡京的风头，故此而遭了殃，除了他书写的碑被毁外，连同其他人书写了他诗词文章的碑也悉数被蔡京给毁了。

将堂堂正正歌功颂德的碑毁了之后，蔡京便在端礼门前立了一块由他撰稿、徽宗皇帝御笔亲书的元祐党人碑。随后，蔡京传令各州县，召集匠人，统统临摹端礼门前由他撰稿、徽宗皇帝御笔亲书的元祐党人碑，立于于各州县衙门前，不得有误。蔡京还要求各州县要召集上好的匠人，要确保御笔亲书字体原模原样，否则就是大不敬，就要追究各州县官长及充役石匠的责任。

蔡京此举，用意明显，就是好叫天下人都知道，这大宋朝，除了他蔡京外，再无一个好人，也好叫反对自己的人及子孙，臭名远扬，永世都不得再当官。

各州县收到宰相之令，觉得在州县衙门前立块黑榜，实在是有碍观瞻，甚是不妥；然而，此乃当朝宰相蔡京之命，况且又是皇上御笔亲书的，岂可违拗？！故此，各州县心里虽觉不妥，但也无可奈何，只得违心执行，忙着找当地有名的石匠，刻立“元祐党人碑”。

话说长安府有一石匠，名叫安民，刻碑技艺尤其娴熟，便被长安府衙役招来，充刻字役。

那安民虽乃升斗小民，却是辩得来忠奸的，知道谁好谁坏。

安民被府衙抽来充刻字役，见奸人党碑上，首个便要刻上的名字乃是司马光，心里不悦，不想刻立此碑，便借故躲回家里。

长安府衙役不知安民何故躲回家中，怕延误了刻碑之事，被上司追责，便屡次去催，令安民前往长安府衙，往石碑上刻字。面对衙役，安民以种种借口推辞，拒不承差。

府衙无奈，遂将情况报告给长安府知事。

长安府知事闻报，心中甚是好奇，暗道：安民乃是一石匠，刻碑乃是挣钱的差使，他人想干，因为技术不行还干不上呢！他安民升斗小民一个，凭手艺吃饭，既是有这么好的事情，高兴还来不及呢，何故敢违抗差令？拒不承差？！这岂不是怪事一桩！

为了探究其中的原因，长安府知事亲自带着几个衙役，一路来寻安民，追问缘由。

长安府知事及随从衙役来到安民家时，安民正独自一人呆坐。

衙役闯入门中，不由分说，拧着安民的胳膊，将安民逮出堂屋，押至知事面前。

知事怕安民受到惊吓，忙让衙役们放开了安民。

安民跪伏于地，向知事老爷行叩头礼。礼毕，安民站立一旁，等候知事老爷训话。

知事瞪着眼睛，问安民道：“安民，你乃升斗小民，官府找你来刻碑是给你钱的，又不是让你白刻，这挣钱的差事，你为甚不承？难道你要抗命不遵？你也晓得老爷的脾气的，若惹得老爷焦躁，饶不了你一顿板子！”

安民闻言，复跪伏于地，答道：“知事大人在上，且听小民陈述。小民虽是愚蠢，但立碑的意义，小民还是懂得的，就是要让天下人都知道，碑上的人皆是奸人，好防备他们败坏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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