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支撑，艰难维持建隆盛世余晖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筛选同道与同志。

经济上的整顿就不需多说了，清酒红人面，黄金动道心，动了人家的奶酪，人家自然视其为仇雠。但是，帝国的经济场，水深且混，可供浑水摸鱼，妥协、交易的空间也大。

关键在于政治上的措施，尤其是范仲淹的选材、用人思想，唯才是举固然是政治正确，放诸天下都颠扑不破的道理，但也不能罔顾现实的政治环境。

因此，当范仲淹开始对恩荫制度动心思，哪怕只是一种改良，再加上一些限制，依旧引得群起而攻，并且注定了其失败走人的结局，因为他触及的是朝廷老贵、新贵所有人的利益，远重于钱财的根本政治利益。

反噬在正统十二年，在河北之乱彻底平复之后才真正到来，都是发动者们深明大义，或者说抓的好时机了

当然，即便改变不了深层次的、根本上的问题，范仲淹还是实现了一些对既有制度的重大撬动。比如，正是在范仲淹时期，文臣掌军，第一次堂而皇之出现在帝国的军政坛上。军功贵族们对兵部的垄断，已被打破几十年了，到了正统年间，在范仲淹的主导下，在一干庶族力量的支持下，趁着“石李之争”，将军功贵族对枢密院军政大权的垄断也给击破了。

“石”指的是石元孙，“李”指的是李光辅，这二人一个是石守信子孙，一个是李筠曾孙，都是帝国根红苗正的老牌勋贵之后。

在枢密使折惟昌病逝之后，为了争夺枢密使的位置，各引援手，斗得不可开交，引发了帝国军令系统内的一次大洗牌。

最后，范仲淹联合萧氏，将世宗时期的名将萧惠，推上了枢密使之职，但与此同时，时任西北巡检使的富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这文臣第一次真正位居帝国武堂，即便是排名最末的枢密副使。

如富弼、韩琦等学院派士人，虽在世宗时期就有名声，并得到充分的锻炼，但也正是在范仲淹掌权后，才真正得到重用。

范仲淹称富弼为王佐之才，若非其大力提拔，富弼得多走十年的仕途，方才能达到今时的地位。当然，富弼的出挑，与他的岳父老相公晏殊，显然也脱不了关系。

…。。

而平定王则起义，虽然以枢密副使石元孙作为主帅，但作为安抚使的敬彦博也是文人出身，并且具备军事指挥之权。在河北战场，韩琦也作为河北转运使、行营粮料使，负责大军辎需供应，手下同样有兵

虽然早有征兆与趋势，但经由范仲淹彻底发动，针对帝国军令系统进行的改革，也显然引发了大量功臣老贵的不满。因此，这让他们直接地感受到，自己对于帝国军政影响力的动摇。

而关于范仲淹对军队“精兵简政”的整顿提议，也同样引发了大量不满，即便他是出于严纪强兵的考虑，依旧让人反感，直觉其手伸得太长。

包括自郭良平之后，势力有所回落的海军系统，都对范仲淹不满，因为他试图裁减由老枢密郭良平制定的“二十年造舰造炮计划”。

范仲淹的倒台，让后人产生了无数的遗憾，让无数眷恋建隆盛世的人其意难平，但是，在正统十二年，他的倒台是注定的，这是由帝国统治阶级集体发动的一次反扑，是一股时代浊流，其势难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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