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尺子量过钱么？

一百元的票子，一万一摞，摆在一张一米宽、两米长的单人床上，你知道一层能摆多少么？我告诉你，一张百元票，幅长一百五十五毫米、宽七十七毫米、厚度（将近）零点一毫米，大致摆满一层是六十万元。我整整摆了七层，七层还多一点，一共是四百二十八万。我用尺子量了一下，有二寸三（还多）厚！

这是我和骆驼南下后，用大约五年的时间，炒股挣来的钱……骆驼是天才，挣得要比我多。可骆驼从来不说具体钱数，骆驼对“百万”以上的术语是：“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我不知道他有多少“个”。

我跟骆驼是分别南下的。

骆驼去了深圳，我去了上海。这也是我们事先约好的：开辟两块根据地，“遥相呼应”。我们约定每晚九点准时通电话，不管身在何处，刮风下雨，这是铁律。至今，许多年过去了，我耳畔仍然响着骆驼像狼一样的吼叫声：“打新（股）！打新（股）！打新（股）……”

开始的时候，是骆驼制约我。有时候骆驼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他的思维极其活跃，就像是思想喷泉一样，一个一个的思路不断地往外涌……连他的烟味都能从电话线的那一端传过来，咳咳咳的，搞得我不胜其烦，不得不一次次地阻止他……挂了吧？挂了，我得挂了。他说：吊吊灰，我还没说完呢。喂喂……后来就是我呵斥他了。

后来，他的电话染了“颜色”，就少多了。有时候，连我们共同制定的“铁律”也不遵守了。有一次，九点钟的时候，我一拨电话，他在电话里用标准的普通话说：今天不谈了吧？卫丽丽在这儿呢。我问：卫丽丽是谁？他说：我在香港呢。回头说。回头再给你说……还有一次，我一拨，他说：小乔在这儿呢。我又问：小乔是谁？他笑了：兄弟，怎么酸溜溜儿滴？哥哥不就这点事嘛。过一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好……居然南腔北调？我脱口骂道：你他妈成“小虫窝蛋儿”了？！就现在。现在说。这是铁律！

……在电话里，骆驼闷了一会儿，说：谁是“小虫窝蛋儿”？

……我沉默，一声不吭。

骆驼只好说：好吧。听你的，兄弟，就现在说。

我初到上海的时候，一度很不适应。

这个被人誉为“东方明珠”的大都市，是我这个被人蔑称为“洋盘”的外乡人不喜欢的。虽说不喜欢，但上海人的认真劲儿，还是把我给感动了。我先是租住在淮海路附近一条弄堂的尽头，门牌一百三十七号，一家石库门的阁楼上。这是一个杂居着七八户人家的小院落，楼梯很窄，上楼就要弯腰，头都直不起来。那时候，我一句上海话也听不懂，阿婆们一张口就呢呢侬侬、嘎嘎咕咕的，我只装没听见……可是，院里这位代收电费、水费的阿婆，却一次次地爬上阁楼来敲我的门。她的账头极为精细，假若少收了一分钱，她一定会追着你的屁股要；多收一分钱，她也要不辞辛苦地爬上阁楼，退给你。说：侬，嘎无鲁（硬币的意思）。

客观地说，上海人是优秀的。上海是一个充分契约化了的城市。哪怕你在街头小店里买一生煎包子，也是足量足分、绝不掺假的。但同时上海人的灵魂用“旗袍”裹着，那是带颜色的张扬，也是一种促狭的、在“石库门”里憋出来的、叽叽歪歪的自信（大约，女人们过去常常隐在一个个“老虎窗”的后边，撇着嘴“侬呀侬”地偷着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1页/共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