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职的种类，只占已经发现的唐代文官官职总数的20-25（100+400+）之间，如果把数量也算上，那清贵官员比例就低得更可怕了。

唐代官员一般是4年任期，普遍是满了以后就要被调任，先去职，然后再等待选官（比如老郑回长安以后的遭遇）。去职容易，再被授予官职就难了。很多读者的印象中，当官的应该是在不断当官，一直当到死。

但是唐代不是这样的。

类似张九龄、白居易、李德裕这样的人，流转过二十多个官职，基本上属于一直在当官的人，属于成功官员中的翘楚。然而普通官员如何呢？

不过3-5任罢了，也许官场生涯，满打满算也就12-20年，很多活了五六十岁的人，官场生涯居然都不满十年！人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

要么在当官，要么在家被迫隐居，这就是官员们的生活状态。一些本身是官员，但在宋代修正史的士大夫眼中不算是官员的人，比如伎术官等，因为史书不记载他们，所以关于这些人的记录也很少，史料呈现碎片化的状态。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安史之乱后，由于节度使要维持住场面，需要大量的实干官员，因此这些人很大一部分都得到了重用。节帅们对于人才的需求是很大的，开出来的薪水也很高，为各类不见史书详细记载的伎术官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

总结一下就是：唐代中后期，以士人为主的官僚阶层固化严重，底层的上升通道被封死，士子内部竞争激烈。

第二个要说的是：中唐以后，以“事”设官渐渐变成常例，三省六部制形同虚设，官府政务运行效率极低，不得不采用“打补丁”的模式来维持运转。

这一条，与士子阶层的日渐虚化也是分不开的。有真才实学之人，往往都是通过“特殊渠道”而来，所做的事情，往往也是因为“特殊渠道”而去。维持朝廷运转的三省六部，很多不重要的部门与官职，渐渐变得没有事情做。

比如说户部是负责收税的，但它只能收大唐建国时就定好的那些税。而多出来的色役杂役之类的，就完全没办法了。安史之乱后，户部侍郎这个职务就变成了虚职，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因此皇帝或者中枢需要做什么事情，就设立什么职务。

需要管理赋税的运输，那就设“转运使”。

需要收盐税了，那就设“盐铁使”。

就连李隆基派人到民间搜刮美女，都设立了一个“花鸟使”！

这些不断因为所需事务所专设的职务，极大冲击了三省六部的构架。自安史之乱结束后，大唐朝廷居然有三十年都处于低效运转状态，官员们经常隔几天才去上一次班，清闲得要淡出鸟来。

原因就在于很多三省六部的官职，被一个个负责专有事项的新职务给架空了。

这个过程的演化是单向不可逆的，李隆基专设财政官员理财，便是对于这些虚化的被动应对，同样是时代的呼唤，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看完上述这些，我想读者老爷们应该也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

历史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哪里有什么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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