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政治家并不多见。

张居正怀着安邦济世之心，一心想救赎饱受苦难折磨的黎民百姓。当上首辅之前，他曾说过“长安棋局屡变，江南羽檄旁午??????贪风不止，民怨日深，倘奸人乘一日之衅，则不可胜讳矣。”他深知官逼民反的道理，若对贪婪的豪强集团不加抑制，则胆小怕事的百姓都会成为揭竿而起的陈胜吴广。历史上所有的改革，莫不都是豪强集团与弱势群体产生尖锐对立的情况下发生的。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一系列举措诸如裁汰庸官、整顿驿递、减少生员、清丈田亩、一条鞭法等等，都在极大程度上吁解了老百姓的困苦，当然，也把势豪大户得罪得干净。

关于第二点，张居正得罪清流的问题，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张居正不可饶恕的罪过。在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中国的读书人，若想光宗耀祖，只有一条出路，即博取功名，金榜题名后做官。张居正也是凭着这条途径而逐步攀上权力巅峰的。但他一直对官场上的人浮于事，政令不行而以玄谈相尚的陋习深恶痛绝。他上任之初，一些同年同乡莫不欢欣鼓舞。认为升官的机会到了。可是半年时间之后，他们便深感失望。张居正并不任人为亲，最典型的例子有两个。一个是他的同科进士，时任湖北巡抚的汪道昆。他的确凭着张居正的关系，从地方的抚台升任为兵部左侍郎。张居正让他去蓟镇巡视边防。每到一处，这位汪侍郎第一件事就是拜会当地的文人，吟诗作赋，极尽风雅之能事。回到京城后，他呈给皇上的巡边奏疏，是一篇字斟句酌的美文。美则美矣，却对蓟镇边防的情况语焉不详。张居正看了很生气，在奏疏上批了八个字：“芝兰当道 ，不得不除！”意思很明显，你即便是一株美丽的芝草兰花，却因为长错了地方而不得不除——路是用来行走车马的，而非园圃。于是，汪道昆被皇上下令致仕，回到歙县老家，当了一名真正的吟风弄月的诗人。另一个例子是，仍为张居正同科进士的王世贞，他本想依靠张居正的关系谋求升官，但张居正觉得这位同年虽是名满天下的诗坛领袖，但并不具备“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才干，所以拒绝让他担任要职。王世贞因此记恨在心，他在晚年写了一部“嘉靖以来首辅传”，对张居正褒少贬多。他说“居正天资刻薄。好申韩法，以智术取下”。在张居正同时代中，除了这部书，另有他的前任高拱写的《病榻遗言》，也是对他多有中伤。

重用循吏而疏远清流，这是张居正的一贯主张，也是值得肯定的用人之道。但恰恰这一点，他得罪了读书人。乃至在他死后，一些清流竟然配合豪强集团，对张居正横加指斥，大肆挞伐。这不是张居正的可悲，而是民族的可悲。黎东方先生的一段话，道出了个中奥妙：“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在明朝，是一个只讲私情，不讲国法的社会。谁要执法严明，谁就免不了得罪人。官位愈高，得罪人的机会便越多。想升官的升不到官，怕丢官的丢了官，说人情的说不到人情，借钱的借不到钱——如何不恨？恨张居正的人，实在太多了。”

五

张居正死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六月二十日，享年五十八岁。 在他之前的一连五位首辅，没有一位死在任上。张居正真正称得上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死，对朱明王朝来讲，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但是，直接从张居正推行的改革中得到实惠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却并不这样认为。张居正出任首辅时，朱翊钧才十岁。一应国家大事，全凭张居正作主。张居正的角色，类似于摄政王。随着朱翊钧逐渐长大，特别是十六岁大婚之后，亲政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加之他生性喜爱钱财，为花钱的事，屡屡与张居正发生龃龉。久而久之，他由当年对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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