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嘉启元年，新帝登基。

整个权力交替的过程十分顺利，可帝国朝堂的局势却没有因此迅速恢复平稳，反而愈发风云诡谲。

彼时新东林党魁首和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被任命为辅政大臣。

在武帝时期如履薄冰的新东林党终于掌握了足够的话语权，有了跟司礼监掰手腕的资本。

两边刚刚拉开架势，摆好车马，争斗的契机便适时出现。

引爆一切的导火索便是当年隆武帝力排众议推行的罪民区国策——攫四方水土，养神州底蕴。

这项国策之严苛，光是一个‘攫’字便能管中窥豹。

沉重的赋税压力让罪民区内民怨沸腾，大明吏制对于罪民的封锁更是让不少野心勃勃的人物心怀不满。

因此在隆武帝薨逝之后，东瀛、安南、苏禄、暹罗、满刺加、占卑等多个罪民区便开始蠢蠢欲动。

联名上书要求开放帝国和罪民区之间的边境壁垒，将罪民区改制为行省，互通有无，往来自由。

甚至提出取消罪民称呼，给予罪民和帝国平民同等的待遇，广开科举，允许夷人进入仕途。

当时负责罪民区管理的是帝国鸿胪寺，大权掌握在司礼监手中。

而司礼监历来推崇‘明人至上’，面对罪民区的请求根本不屑一顾。

简单认为不过是有纵横家序列的人在其中挑拨是非，煽动这些刁民作乱，让驻守当地的总兵出兵镇压即可。

新东林党则搬出了儒教圣人‘有教无类’的理论，认为隆武帝既然已经将藩属国改为罪民区，纳入帝国辖制，那罪民区便是大明疆土，一众罪民也该是帝国子民。

先帝以枪炮开疆拓土，新帝自然该以文治彰显仁慈。

以帝国文治劝导这些蛮族归化才能体现圣朝风范，实现四海归一，天下同心。

两大势力在如何处置罪民区联名请愿的事情上表达出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帝国上下也是舆论纷纷。

同为帝国辅臣的新东林党魁首和司礼监掌印太监更是在内阁之中吵到不可开交。

一个撸袖，一个抓冠，明明都是各自序列顶尖人物，却如同市井破皮一般扭打在一起。

浩如烟海的奏章涌进太和殿的黄粱主机，却迟迟没有得到新帝的批阅。

如此暧昧的态度，立马让儒教嗅到了其中的机会，马上着手准备全方位攻讦司礼监。

大明帝国轰动一时的‘大朝辩’由此拉开序幕。

法家作为大明律的修纂者，掌握着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的黄粱法境控制权限。

在这场浩浩荡荡的‘大朝辩’之中自然成了司礼监和新东林党争相拉拢的对象。

因为序列仪轨的要求，法家中人多是刚正不阿的性格，素来的立场也是两不相帮，一心维护大明律的稳定运转。

甚至因为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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