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是困扰中国军队多年的一大顽疾。

豫省之战时，日军因为进攻太快导致后方兵力空虚，一个战场上中国军队有几个步兵师对付少量日军，但没有那一支部队愿意主动出击或自愿为友军承担打援任务，大都袖手旁观希望别人上去顶，而日军一进攻，周边部队就开始撤离，还在战斗的步兵师一看，那咱也得跑，可不就形成了大量的不战而溃的令人难以直视的场面。

衡阳保卫战爆发后，各路援军长官看到日军用2个师团围城攻城，用5个师团来阻援，明显的‘围城打援’策略，于是纷纷找几口屯兵不进，只求保存实力，巩固自身地位，没有一人原因和日军力战死拼到底。

就像熟知中国国情的史迪威一针见血所指出的那样：对一个中国高级将领来说，如果他用军队冒险，他就是拿自己的财产冒险，一个师由于进攻而减员为一个团，不能指望马上会补充到原来的兵员，师长实际上就成了团长，这种减员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

否则，别看日军高达10万人，几十万围过来的中国军队只要齐心协力奋勇前进，也能把他们全部碾碎给生吞了。

而衡阳之战不能解围的另一个主因是‘多头指挥，军令不一’，指挥系统混乱向来是困扰中国军队的另一大顽疾，可以说纵贯了整个抗战期间，而在这次衡阳解围战中更是充分暴露。

在这次衡阳解围战中，拥有直接军事指挥权的有这么几位：第一是李玉堂，做为第10军的上任军长以及现任的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他是衡阳解围战的直接指挥官，统一指挥衡阳内的第10军、衡阳城外的第62军、第46军。

第二是薛姓上将，做为第9战区司令官，在本战区内有调兵遣将的权力。

第三是何部长，代表军政部下令；第四是白姓上将，做为副参谋总长，他代表的就是那位了。最后便是最高位置上的那位，他拥有最高指挥权。

这几个人，除了李玉堂外，都喜欢越级指挥，但各人想法不一，角度不同，军令经常性的前后矛盾。于是，先前规划得好好的衡阳保卫战、解围战在他们共同‘努力’指挥下陷入混乱，下面的部队往往无所适从，疲于奔命，却依旧寸步不得进。

站在未来唐刀的角度，这几位可真是大聪明级别的卧龙凤雏，还刚好都凑一块去了。

当然了，衡阳之战最终出现这种第10军孤城对敌10万，而外围50万大军却不得寸进还被日军一一击破的奇葩现象，抛开其他种种原因，最终还是因为当前中国军政体系所决定的。

这个体系正如史迪威所说的：这是以恐惧和恩惠为基础的结构，掌握在一个武断、倔强的人手里。而对于那位的评价，这名在44年被晋升为四星上将的米国将军更是一针见血：“不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军阀！”

军人与军阀，只有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军人，奉行的是正常的军事规则；军阀，奉行的却是‘以权驭军’。

只有唐刀清楚第10军最终的命运和走向，他知道所谓死守等待援军抵达最终会彻底变为空话，与其如此，不如要些物资更为实际一些。

因为唐刀也不知道这个时空因为多了自己和四行团，衡阳城的最终结局是怎样的，他只能尽自己的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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