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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完全忘了自己以前可是无数次的偷偷羡慕过这些不用辛苦种地还每月都能领月钱的家奴的。

对于阶级的认同，往往远远大于对于人类本身的认同。

佃户和家奴虽然都是社会最低层的群体，可是却以产生了鄙视链。

沈墨此时，更深刻的认识到了太祖说的思想的改造才是最难的改造。

不过这些事情都得慢慢来，不可能一蹴而就的。

事情越来越多，丈量田地和清查人口这两项工作是下一步分田工作的前提，虽然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在常军和孙翔两人的带领下迅速的向前推进。

就算出现一些想闹事人，也很快就被收拾的服服帖帖的。

沈墨这些人可都是拿起笔杆子治民，提着刀就能杀人的猛人，虽然打定主意要收民心，但是也不会过于纵容。

尺度把握的很好，宽严相济，恩威并施。

铁牛带着十个人组成了临时巡逻队，扛着枪挎着刀在四处巡逻，重点是盯着县城的方向。

根据黄顺心腹家奴黄三的供述，东安知县刘同仁一个月前摊派给了焦家庄五百石粮草的秋粮征收任务。

说是五百石，但是到了县衙肯定要克扣一些。到了府衙又有克扣一点，到了省城还要克扣一点。

再加上沿途运输的损耗，这五百石粮食最终能到朝廷手里的估计剩下不到一百石了。

这可能都算是多的。

有些狠一点的地方官，可能最终交给朝廷的只有从农民手里收上来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

这是自下而上的克扣搜刮。

反过来，朝廷下达的征粮征税任务，比如任务是一百两银子，经过各级官吏的层层加码，到了农民跟前，估计就变成了一万两甚至更多。

很多政策初衷或许是好的，但是却唯独忽略或者说小瞧了地方官吏的贪婪程度。

官逼民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

五百石粮食说多也多，但是说少也少。

光是从黄顺大宅后面的粮仓里清点出来的粮食就有一千多石。

但是黄顺自然不可能自己去承担这些的，必然是要把这些转嫁给焦家庄的村民们的，所以才会那般狠毒的涨租涨息，逼死焦老幺两口子，最后丢了性命。

而再过三日，就是刘同仁派人过来收粮的时候了。

这几年吴三桂造反，各地都有大大小小的起义，清廷基本上一直在打仗。

打仗那么费钱，各种花销自然都会摊派到普通的百姓身上。

也就是从明朝末年开始，番薯和苞谷这两样外来作物在全国大规模的已经推广种植开来。

甭管味道怎么样，但是着实能许多本能没机会活下去的人活了下来，人口也因此实现了大规模的增长。

有了人，就有了劳动力，就有了征收赋税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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