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举人群体的选官任用这件事，其实从高拱时期就是实学派的一贯宗旨，多年来也一直在推进。某种程度上来说，实学派之所以能够形成如今的声势，一定程度上也和始终坚持这一政策有关。

这样说倒不是表示实学派的上层有多少出自于举人阶层，这是不太可能的，毕竟大明的传统摆在那，政策惯性和个人、群体利益都摆在那——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

要知道这个“潜规则”的形成，乃至于后来几乎成了“明规则”，并不是因为皇帝认为只有进士才有做翰林的能力、只有翰林才有做辅臣的能力，不是这样的。

本质上，这种所谓的“规则”，只是进士、翰林们为了保障自身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舆论门槛”，是为了排除更多的竞争者。

这样一来，经过长年累月的口口相传或者明里暗里的各种舆论影响，非进士出身、非翰林出身的官员就会在心理上自我矮化，连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不够格去和进士、翰林争夺更高的位置。

久而久之，进士群体、翰林群体就自觉或不自觉的形成了小圈子，或者说利益阶层。即便权威之盛如今日的高务实，他也没法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忽然站出来说：诶，我看那位举人是个大才，我推荐他入阁辅政——这不仅是要犯众怒的，甚至他提到的“那位举人”恐怕自己都会打死不肯接受这种推荐，乃至于认为高务实是在嘲讽自己，然后羞愧无地，干脆自我了断以免受辱。

这当然是极端化的描述和假设，但意思就是那个意思：当社会共识已经达成，那么不到矛盾激化引起巨大动荡，一般来说就不可能去轻易改变。

那么，实学派是如何依靠“扩大举人任用”来获得扩大派系，最终声威日盛的呢？这就要分高拱和高务实两个阶段来说了。

先说“高拱时期”，这个时期其实并不只有高拱，而是从高拱算起，到萧规曹随的郭朴和张四维结束。由于后二人基本上延续高拱的政策，所以这里只说高拱。

高拱到任不久即在吏部建立了严格的官员考察制度：“授诸司以籍，使署贤否，志爵里姓氏”，每月汇集一次，交吏部由高拱亲自过目。到年终将册籍全部汇总吏部，作为官吏黜陟的依据。

天下大治，必须广选人才，高拱看到天下科贡(代指举人)占七成，制科(代指进士)仅为三，但朝廷重制科而轻科贡，他以为“崇其三而弃其七”是失措之举，应该进士、举人并用，惟贤是视，量才录用。

但举人就选，他又主张“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杂官，不得为州县之长”，因为州县之长是地方父母之官，责任艰重，必须精力旺盛者才能承担。

他又认为，国家必须广蓄人才，到了要用时才去寻觅称职的人，那是来不及的，于是提出备才之说：“今于紧要之官，各预择其才宜于此者，每三二人置相近之地，待次为备。一旦有缺，即有其人，庶乎不乏。”

他还公开招贤，明令选司，“凡有所缺，悉揭诸门外，使众见之”，各有司可以荐举人选。

这个做法是有明确针对的，因为过去吏部推升官吏，只少数人的事，搞得十分隐秘，高拱尽反其道，说：“堂有侍郎，司有员外，疏皆列名而事不与闻，何居此，不过欲行其私耳。吾改其是。”于是他叫人抱牍至后堂，命人当众揭牍，“即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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