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都御史衔，故而巡抚常称中丞。

李瓒算是崇平帝在潜邸之时就赏识的臣子。

李瓒慨然道：“州县自筹军粮，兵部发以告身，权作临时差遣，彼等功成之后，予以币帛爵俸禄厚养，这样兵部不费一兵一饷，而收数十万之卒，杨阁老为何不允？”

杨国昌管着户部，对钱粮自是敏感，方才就辩论过一波，李瓒以此解说，倒也并无不当。

“那为何不将燕赵敢战之士募入新兵，编入行伍，受朝廷节制号令？说来说去，还是你兵部，”杨国昌反问说着，苍声道：“礼乐征伐不自天子出，长此以往，乱政之始！”

在他看来，这就是祸国乱政之策。

“彼等受天子封赏，名器权位操于天子，一言可予，一言可夺，如何乱政？进退调度，自有兵部行文，何言征伐不自天子而出？”李瓒面色淡漠，据理力争。

杨国昌沉声道：“青史昭昭，斑斑血泪，地方兵马自筹，州县各自为政，唐时藩镇之祸殷鉴未远。”

当初黄巢起义将地方打成稀巴烂，唐廷中枢无力剿灭，只能给地方藩镇松绑，自此中枢渐渐令不出长安。

而远在三国之时，黄巾为祸，当初的天子宗亲刘焉，也向灵帝提出恢复州牧之策，而后灵帝允之，大范围的给地方松绑。

中枢与地方的关系，可以说贯穿了郡县制封建王朝的始终，宋时汲取前唐教训，收人事、财权于中枢，明时于地方分三司，后又设巡抚为常例，可以说都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拉扯。

纵然是后世都有论十大关系，中枢与地方的关系。

原文如是写道：“巩固中枢统一领导，扩大地方权力。”

说白了，既要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又要兼顾中枢威信，号令如一，这本身就一个客观难题。

尤其是王朝末期，中枢国家机器失灵，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不给地方松绑，农民起义军剿灭不定，流窜多省，但给地方松绑，就有乱政之忧。

地方割据，武夫当道。

而现在杨国昌显然认为让地方官吏士绅办团练，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试探，这个口子一开，下一步怎么操练、号令这些团练，是不是要给北境的州县更多的权力？

那时，天下省道州县，时有贼寇蜂起，是不是也要给他们权力？

李瓒沉声道：“我大汉不是前朝，而今国家武事不振，正要效前汉，于河北等地行权宜之计。”

杨国昌摇头说道：“只怕此例一开，就要天下大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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