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名叫吕大防的进士仕宦锦城，在再度倾圯的韦庄版的草堂遗址上又一次重建，这一次规模略大，其壁间绘有杜甫遗像，供人瞻拜。半个世纪后，已是南宋初年，时任成都知府的张焘来到浣花溪边，面对草堂凋敝之甚，遂再度培修，新增二十六通石碑，遍刻杜诗一千四百多首，历时四月而成。经过这次修葺，草堂渐有气势，大殊于从前。元明改朝换代之际，草堂毁于战火。明初，朱元璋的十一子朱椿受封蜀王到了成都，下令重建草堂，这次规模更为宏大。自此，终明一朝，草堂修葺扩建了七次，亭馆祠堂，曲水园囿，草堂已成胜景。明末，张献忠入蜀，杀人如麻，川中浩劫，草堂亦不能免。1670年，清康熙朝川湖总督蔡毓荣履任成都，联络四川布政使金凌、成都知府冀应熊倡仪重修。清代累朝扩建五次。民国期间，地方人士筹款对草堂中的工部祠与诗史堂进行了重建。新中国成立后，草堂成了杜甫纪念馆，成立了管理处，向游人开放。1961年，杜甫草堂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我们所见的草堂建筑群，为清嘉庆十六年重修所留下。这穿逗式的居居建筑，典型的川西风格。层轩累阁，华堂丽庑，清流散绮，雨浥红蕖。此般景象，华贵有如王府，与诗人的故居相去甚远。

三

唐代诗人中，最穷的有两个，一个是杜甫，另一个是杜荀鸫。如果给他们划成份，都是贫农。在新中国，他们可算是无产阶级诗人。宋代，曾主持过草堂重修工作的喻汝砺，为这草堂写了十二首诗，第一首头两句“灿灿诗翁锦城西，只缘诗好合穷栖。”开宗明义就点明了杜甫的身份，这个“灿灿诗翁”穷栖于人世。同时表述了一个观点：唯其穷栖，才能写出好诗。杜甫自己也说过“文章憎命达”。这无异于告诉人们：文学是穷人的事业，这观点与孔夫子的“仓廪实然后知礼节”显然违背。文学与财富的关系，也就是说杜甫的立论是否正确，值得另写一篇文章探讨，这里略下不表。在这里，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的诗圣，一个瘦骨嶙嶙的穷老头子，生前颠泊流离，为五斗米折腰尚嫌不能，强抑嗽齿的穷愁，在达贵官人面前强颜欢笑的这位在大热天吃腐牛肉中毒而死的诗人，为何寓居三年多的一座草堂，竟有如此的宏敞亮丽？在这草堂里，杜甫写下了那首呼天怆地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如果草堂是今天这般气象，杜甫会如此痛哉惜哉，稍带着还把抢走茅草的邻家的孩子咒骂一番？

答案只有一个：这座草堂是后人盖的。从第二节里列举的历代重修情况来看，基本上都是官府所为。这样就引出了第二个有趣的问题：我们的官府，为什么在杜甫生前如此吝啬，任其穷愁潦倒。但在他死后，又要如此大费财力，不厌其烦的修缮、扩建这一座已没有杜甫的杜甫草堂呢？生前穷愁死后荣耀都达到了极致，这究竟是荒诞的黑色幽默呢，还是原汁原味的中国特色？

前面已经讲过，诗在中国，首先是一种生存方式，其次才是艺术。且不说官场的附庸风雅已成痼疾，就是天生龙种威加四海的皇帝老儿，同样也要往诗人堆中凑。汉高祖刘邦与明太祖朱元璋，几乎是两个文盲，然而都有诗传世，刘邦的《大风歌》写得还不赖。御制诗应算是中国诗歌中特殊的一种。乾隆皇帝御制诗一万多首，这数量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位大诗人。尽管中国的统治阶级爱好诗歌，但爱诗与爱诗人是两码事。历史上，爱诗人的皇帝不多，但给诗人制造苦难的皇帝却枚不胜举。远的不说，就说开创新中国的毛，他自己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无情打击胡风、艾青等数以万计的诗人、作家。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而残酷迫害手无寸铁的文人，从来都不会有道德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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