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而是“发展生产力”，并且“改革生产关系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生产力”。

换句话说——别瞎逼逼，都给老子去做事，去想办法生产更多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产生问题不可怕，一边出现新问题，一边想办法解决这些新出现的问题。

有人说，中国人想做点事往往需要“托古改制”。是的，托古改制在中国有独特的社会基础，因为中华文明在周公之后，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去掉了“神灵崇拜”而转为“祖先崇拜”。

尊重客观现实是高务实一贯的行事风格，那么就来托古改制好了。世人皆知他是六首状元，也知道他的本经是《易》，因此他就从《易》开始论述。

他的学术地位已经摆在这儿了，因此别人需要说得玄玄道道的东西他敢于直抵本原——什么是易？

按照高务实直白的观点：“易”就是变化，而《周易》，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世界在不断变化，而你不能改变世界，所以你需要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世界的变化。

由此，高务实对《周易》的论述就能浓缩为四个字：变与应变。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高务实对大明的思想理论体系——甚至中国多年来的思想理论体系的一次大颠覆。因为中国古代王朝是没有发展生产力这个思维的，或者也可以说，农业社会本身也很难产生这种思维。

道理并不复杂，农业的进步是很难的，它很难自行产生跨越式的发展。以“耕地”这件事举例：出现个金属犁就是大突破，出现畜力拉犁又是一个大突破，然后呢？然后在犁地这件事上就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了，因为农业社会能利用来犁地的“力量”巅峰也不过就是畜力。

在这种情况下，历代王朝虽然还是会有一些社会发展中自行发现的新技术，比如这架犁的结构可以优化优化之类，但总体来说发展缓慢。既然如此，社会生产力进步缓慢，生产关系自然也不需要过分调整。

这也是为什么高务实的改革在时人眼中看起来十分激进，但他自己知道其实非常温和的原因。时人觉得激进是因为时人看待世界的目光几乎是恒定不变的，而高务实知道自己十分温和是因为他更习惯于前世的发展速度——几十年时间足以天翻地覆，能从农业国干到世界工业之王。

当然，具体到现在的高务实，他知道自己一个人能力有限，一边要改革，一边要解决改革中必然遇到的问题，所以他也从各个层面给自己“创造盟友”。

拉拢后世人觉得全是废物的勋贵，是因为他知道勋贵有足够的原始资本，而且因为贪欲，他们会支持自己带领他们赚更多的钱——那么，人再废物都没关系，我也不需要你们指挥作战，你们的资本和贪婪就是我可以利用的力量。

而输出学术观点，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兽欲”不可取，那都是我们儒家孔圣人鄙弃的，我们要做君子，要入世，要取之有道——也就是说，我们士人要努力提高自身水平，然后以合理合法的手段获得回报。

为啥要这么做？因为只有把这种思想灌输给更多人，所谓“士人不经商”这种思想才能真正被颠覆掉——凭什么我读书人就不能经商办厂？我这是在为国为民啊！

我经商能够让北方的百姓吃到南方的便宜蔗糖，能够让南方的百姓骑上北方的宝马良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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